天 津 职 务 犯 罪 辩 护 律 师 网
   
   
    王增强主任被刊载于《中国优秀律师辩护实录》
之当代中国
刑辩大律师》;
专为职务犯罪做取保、不起诉、无罪、免罚、
缓刑、轻判、 改判辩护!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魏某被控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系累犯,律师依法提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无罪辩护意见获采纳,法院判决罪名不能成立。

近日,某法院就魏某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开庭审理,辩护人王增强主任当庭针对指控发表本案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无罪辩护意见,法院依法判决魏某不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一、  辩护律师:王增强,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赵钰,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争议焦点:

魏某是否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起诉书认定被告魏某犯有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串通投标罪两个独立的罪名有违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魏某指使瑞某代表A公司给予安某人民币2万元,行贿的目的是为感谢安某在招标中的帮助,故行贿是手段行为,而串通投标是目的行为,故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与串通投标应该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二者不可重复评价。

三、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2013年,魏某用语言暗示瑞某串通报价,是丁公司中标,中标后,魏某指使瑞某向安某行贿2万元人民币。

四﹑根据指控可能面临的刑罚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魏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成立,则其可能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

五、律师办案感言

  在中国,民众往往谈“黑”色变,司法机关也对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始终抱持着严惩不贷的决心。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民众以舆论激情从各方面给司法机关带来从重处罚的压力。然而,使犯罪人受到公正无误的判决和细致周全的辩护,是辩护律师理应挑起的重担和毕生的职业追求。本案的辩护律师证实秉持着这样的法律信念,分析案件细节,验证证据链条,才使得被告人魏某得以轻判。    

六、主要辩护意见

  一、基本事实不清:辩护人对瑞某向安某行贿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起诉书指控魏某指使瑞某向安某行贿持有异议。

根据控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魏某指使瑞某向安某行贿的事实的仅有魏某和瑞某的口供,证据明显不足::

1、被告人魏某口供:被告人魏某否认指使瑞某行贿。

2、被告人瑞某口供:虽有指证,但证据明显不足。

   其一,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存在向他人推卸责任的可能;

其二,无其他证据证实魏某指使其向安某行贿。

瑞某与安某联系紧密,两次行贿行为均由瑞某实施,且均为现金给付,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魏某指使其行贿。

3、不能排除瑞某为获得魏某许诺的提成,而私自串通安某的合理可能。

二、违反基本法理:起诉书认定被告魏某犯有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串通投标罪两个独立的罪名有违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牵连犯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数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分别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状态。”

因为牵连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罪数刑态,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罪数形态及数罪的特殊性:即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性。因为这种牵连关系,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社会危害性要介于一罪与普通数罪之间,所以对其处刑也应在一罪与数罪范围内,故司法实践中为择一重罪处罚。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可知,案外人瑞某为帮A公司达到中标结果,于开标前向甲公司工作人员安某表示,如果安某帮助A公司中标,A公司不会亏待他。而A公司中标后,瑞某代表A公司给予安某人民币2万元,行贿的目的是为感谢安某在招标中的帮助,故行贿是手段行为,而串通投标是目的行为,故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与串通投标应该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二者不可重复评价。

三、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应定性为单位行为,但行贿数额仅为2万元,未达到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立案标准,依法不构成犯罪:

1、本案系单位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单位犯罪需具备如下要件:

其一、犯罪主体为单位:本案中,瑞某以丁公司名义参与投标,并在投标中与招标公司工作人员,瑞某作为投标活动负责人,其各项活动均以单位名义开展,故本案真正的犯罪主体应为单位。

其二、以单位名义实施行贿行为:瑞某两次给予安某行贿款时均表示,由于安某的帮忙,丁公司两次均成功夺标,公司为表示感谢,每次中标后都给安某1万元作为感谢费。

其三、单位因此而获得非法利益:瑞某称其于开标前曾代表丁公司向安某许诺回报,如果安某帮助丁公司中标,那么公司不会亏待他。事实上,由于瑞某的许诺,安某实施了帮助丁公司夺标的帮助行为,进而使丁公司中标,符合单位犯罪的立法规定。

   综上,本案应定性为单位行为,而非魏某或瑞某的个人行为。

   2、行贿数额2万元,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的通知第十一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本案单位行贿数额仅为2万元,远未达到20万元的立案标准,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魏某指使瑞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合议庭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将本案认定为单位行为,并判决认定不够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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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增强主任入选《中国优秀律师辩护实录之当代中国刑辩大律师》,先后办理一千余起刑事案件,成功为百余起职务犯罪案件辩护,十余起职务犯罪案件获无罪结果。